江苏文化区域性重心的继续拓展及其绘画变革
——宋元时期江苏行政区域划分及其绘画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 赵启斌
宋元时期，江苏行政区域变革和绘画艺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北宋时期（960—1127），江苏属于江南东路、两浙路、淮南东路、京东西路管辖。金（1115—1234）和南宋（1127—1279）对峙时期，江苏则分属金朝山东西路、山东东路、南京路管辖；淮河以南地区属南宋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淮南东路管辖，同时在江阴设置市舶司，管辖对外贸易。元朝时期（1279—1368），江苏地区属于江浙行省、河南江北省、德州府等行政机构的管辖范围。这一时期，镇江、松江、苏州、南京都成为非常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聚集了相当数量的政治家、学者、文人、艺术家，推动了文化变革，促进了绘画的进一步发展。
宋 赵孟坚 《水仙图》 绢本
宋元时期，“徐熙画派”的画风走出江苏，不少徐派画家供职北宋都城开封，江南绘画格调逐步在宫廷产生了影响，成为构成北宋画院两大花鸟画派的基本绘画风格之一，与“黄筌画派”的绘画格调平分秋色，越到后期，发挥的作用越重要。这一时期江苏本土的绘画创造力也始终没有消退，如寓居镇江的米芾及其子米友仁在两宋之交一转画风，创造了“米氏云山”，使山水画为之一变。这一在五代董源，巨然山水画风的基础上创立的新的山水画风，对金、元、明、清四朝的山水画的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不仅如此，江苏地区由于拥有特殊的文化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又逐渐孕育出新的绘画格调和绘画流派，即“文人画”和“文人画派”。这一画派的出现，与北宋末年经常宦游、寓居的一批士人的存在有关，尤其是苏轼、米芾、李公麟等人在江苏地区的活动，对于“文人画”的出现、“文人画派”的形成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文人画”的出现在我国绘画史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文人画”在元、明、清三朝成为压倒一切的绘画流派，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与这一历史性的转型无疑有着重大的关联。
两宋时期，政治中心不在江苏，但这一时期江苏仍然是全国绘画的重心所在。仅据对这一时期书画家的粗略统计，我们即可感受到江苏绘画的分量。陈植锷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对两宋时期的书画家作了统计，北宋初、中时期，东南四路书画家共计35人，其他路仅26人（关中14人，河朔12人），东南四路书画家分别相当于河朔、关中地区的三倍左右。东南四路中（两浙路、江南东路主要在江苏境内）书画家占全国57.7%（123比213）。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北宋初、中期，江苏地区虽然已经失去了建都的历史条件，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雄厚基础，让东南四路所在的江苏地区仍然是文化的重心所在，江苏的绘画在全国仍然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
此时，江苏地区的绘画理论亦有着相当的进展。镇江米芾的《米海岳画史》以及高邮陈照的《传神论》等，都是重要的理论专著。《米海岳画史》是绘画鉴赏收藏的重要著作，《传神论》则是有关肖像画的重要著作。此一时期，江苏的画家、绘画理论家开始对绘画的深层机制进行探讨，在绘画追求外在形似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意”等一系列的绘画观念和范畴。苏轼所谓“论画以形式，见与儿童邻”，认为绘画创作要“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外在物象的相似；米友仁则提出绘画是“心画”的说法，认为绘画是内在心意的直接流露，必须剔除一切有害于心神的功利思想，与万物进行精神感通，“与碧虚寥廓，同其流荡”，方为真画等等。江苏这一时期的绘画理论，已经开始从对外在绘画对象的关注转向对内在理趣的表达，为中国绘画从对客观观照向主观表现的创作方向转变作了理论上、实践上的必要准备。
可以说，宋代中期以前，绘画风格是以宫廷帝王的审美趣味占据主导的历史时期，由于宗教和政教的需要，绘画大多追求豪放雄丽的格调，具有雄浑博大的精神气象；北宋中期以后，由于宗教、政教需求的逐渐退却，绘画创作的社会背景开始出现变化，以文人士大夫为主导的审美格调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婉约高雅成为绘画创作的主体审美基调。这是我国绘画转型的关键时期，江苏绘画无疑再一次走在了重大历史变革的前列。
宋 米芾 《春山瑞松图》 纸本设色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绘画观念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自古以来，社会上就有轻视画工从事绘画创作的倾向，认为绘画创作是“百工之事”，与士大夫门风不符，不允许、不提倡子孙从事绘画创作。如阎立本，他本人虽然有“右相驰誉丹青”的美誉，但由于社会对“画工”职业、“画家”身份的排斥，使他发誓不再让子孙从事绘画创作，这同北宋士大夫阶层对绘画的认同显然有着观念上的差别。但同时可以看出，由于社会观念、文化观念的变化，北宋时期，“文人画”“文人画家”已经被作为文化的象征这一观念被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诗画本一律，天公与清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自古词人是画师”，将绘画与诗词创作并列到同等的位置，这无形中提高了绘画和画家的地位。作为一位文人画家，可以在社会上备受推崇……这都为“文人画”的产生发展、文人画家的出现提供了充分的外在条件。宋代“士人画”“士夫画”“文人画”等概念的出现，显然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不仅如此，米芾在《画史》卷首小引中提出的“五王之功业不如薛稷之二鹤”的论断，更是让人震动，对于传统观念而言，确乎惊世骇俗，难怪时人将他视为迂阔、怪异的化身。在当时及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虽然米芾的这一绘画价值论的合理内核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甚至被认为狂悖、荒诞而加以批驳，但这一画学观点、史学观点、对绘画价值的新认识，在后来逐步得到了认同，即文化（绘画）已经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相类似的思想和对文化的认识，欧洲直到七八百年后才出现，可见米芾这一画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元朝时期，江南依然是经济文化中心，在绘画领域，江苏出现了为数不菲的从事绘画创作的艺术家，如宋、元之交的龚开、郑思肖、赵孟坚、温日观，以及后来的张逊、高克恭、黄公望、任仁发、曹知白、郭畀、郑禧、庄麟、普明、宗莹、柏子庭、顾安、陆广、陶铉、陈植、朱玉、朱德润、本诚、朱叔重、李升、金黼、张中、倪瓒、顾瑛、方崖、张观、张远、湛然、赵原、马琬、陈汝言等，他们大部分都是江苏本地人，一小部分为宦游或寓居在江苏。江苏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为绘画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提供了极为重要、最为基本的条件。
元代是江苏绘画发生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花鸟画、山水画开始成为中国画发展的主流，也出现了工笔花鸟与写意花鸟分向发展的趋势，山水画中则出现了青绿山水、浅绛山水、水墨山水进一步分化的迹象，绘画表达对象的主要特征从以外在真实的客体事物转变成主体情感的表达。元代虽然历时不长，但这一时期江苏地区在绘画方面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为江苏乃至全国开拓了新的绘画区域。此一时期，除了“李郭派”在江苏的活动，以黄公望、倪瓒为首，两大绘画流派也次第出现，即“黄公望山水画派”与“倪瓒山水画派”的确立与形成，这两大绘画流派的出现，是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影响了中国绘画六七百年的发展历程。两大绘画流派的出现不仅仅是江苏绘画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事件，其创始人黄公望、倪瓒的审美思想、绘画风格、价值追求等一系列绘画价值标准的确立，对后世画家的绘画创作无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元朝也是绘画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创作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淮安人汤垕的《画鉴》《画论》、黄公望的《写山水诀》、肖像画家王绎的《写像秘诀》《彩绘法》……都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绘画理论著述。黄公望的《写山水诀》，是其一生绘画创作经验和学问的积累，在绘画创作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如：
山水中用笔法，谓之筋骨相连，有笔有墨之分。用描处糊突其笔，谓之有墨，水笔不动描法，谓之有笔。此画家紧要处。……若画得纯熟，自然笔法出现。
画一窠一石，当逸墨撇脱，有士人家风。
画不过意识而已。
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
…… （元 黄公望《写山水诀》）
黄公望的山水画理论论断和创作实践，开始有意识地探讨笔墨与绘画的关系，具有相当重要的创新意义。倪瓒等人也对绘画创作方向进行新的探索，他所谓“吾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聊以写胸中逸气耳”，都是这一时期新绘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人在宋人注重理趣的基础上向写意推进，尤其笔墨与意境绘画观念的出现，为明清时期写意绘画、主观性表现绘画观念的出现打开了历史性的通道。以黄公望、倪瓒等人为代表的许多绘画观点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后来的许多山水画派几乎都是在这一绘画观念的基础上走出来的。多次来江苏活动的肖像画家王绎根据自己的绘画实践，也著述了有关肖像画创作的绘画理论专著《写像秘诀》。《写像秘诀》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肖像画理论专著，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肖像画的创作原理和笔墨技法，在中国肖像画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王绎《写像秘诀》的问世，标志着这一时期肖像画科的进一步成熟。
宋元时期，我国文化进入发展高峰，江苏地区以其雄厚的基础和人才储备参与了这一文化进程，以经济为中心、以文化为中心、以绘画为中心的观念已经成为江苏地区的文化共识，无疑为绘画发展、绘画流派的不断涌现，提供了强大支持。江苏地区为什么始终成为绘画资源的输出地，这与文化观念、绘画新观念的确立、发展、传承有相当的关联。思想观念的坚守与创新，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获得突破性发展的核心保障，并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进程，影响了历史的整体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