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3号陵。记者 海坤 摄
1971年的冬天，一支施工队在贺兰山下挖出几块刻满神秘文字的方砖，揭开了西夏陵考古的序幕。西夏陵从最初的偶然发现，到2025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考古历程跨越了半个世纪，凝聚了几代考古人的智慧与坚守。在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上，每一块残碑、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珍贵的历史。
如今，当我们站在贺兰山下，凝视那些沉默的陵塔，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声——那是考古人的铁铲叩击土层的声音，是残碑拼合时学者的欢呼，是鎏金铜牛重见天日时的惊叹……
1971~1972年西夏陵考古艰难启程
1971年的冬天，贺兰山下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过戈壁。
宁夏文物工作者钟侃和同事们踩着粗粝的砂石，走向一片被当地人称作“昊王坟”的土丘群。
这些高大的夯土堆，千百年来默默矗立，无人知晓它们的真实身份。直到一支施工队挖出几块刻满神秘文字的方砖，考古队才匆匆赶来，揭开一段被风沙掩埋的历史。
那些文字方方正正，似汉字而非汉字，无人能识。钟侃后来回忆：“它们像‘天书’，我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重大发现。”明代《嘉靖宁夏新志》曾记载：“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但这些“古冢”究竟属于谁，一直是个谜。直到考古队发现刻有西夏文的残碑，才终于确认——这片荒原上的土丘，正是消失近800年的西夏陵。
1972年，宁夏正式成立专业考古队，钟侃带队展开系统调查。他们发现，西夏陵布局独特——每座帝陵都有“月城”“陵城”“碑亭”等结构，与唐宋陵寝迥异。更令人惊讶的是，陵墓核心要素献殿、墓道封土及陵塔并非居中，而是偏居西北，可能与党项族的原始信仰有关。
在发掘8号陵时，考古队挖出4块奇特的人像石座——顶部平整，中间有方形凹槽，侧面雕刻着浓眉突眼、双乳夸张的人像。钟侃激动地说：“中原的碑座多是龟趺，象征长寿，这些人像是什么？是男是女？这些疑问让我们带着更大的兴趣继续挖掘，果然惊喜不断！”
然而之后的考古过程却比想象中艰难。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上，风沙肆虐，夏季地表温度可达50℃，冬季寒风刺骨。考古队员们住在简易帐篷里，夜晚靠煤油灯照明，白天则顶着风沙工作。“当时由于缺乏现代测绘工具，队员们只能用皮尺测量各类考古数据，所有资料全靠手写记录。”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副研究馆员杨弋介绍。
1974年破译“天书”还原历史真相
1974年的贺兰山下，寒风卷着沙砾拍打着考古队的临时工棚。这一年，西夏学专家李范文进驻陵区，开启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文字解码”工作。坐在简陋的木桌前，李范文面前堆满了西夏文残碑碎片——3270块，每一块都像是被时间撕碎的密码，等待被重新拼合。
工棚里没有暖气，冬日的冷风从缝隙中钻入，冻僵了手指；夏日则闷热难耐，汗水滴在拓印纸上，晕开了墨迹。但李范文毫不在意，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清洗、编号、比对，像一位执着的侦探，试图从这些破碎的线索中还原历史的真相。
历史性的一刻终于到来——那一天，阳光刺透戈壁的尘埃，照进7号陵碑亭遗址。李范文的手指微微颤抖——他刚刚拼合出一块关键的碑额。碑额上的16个西夏文篆书，如刀刻般清晰。他深吸一口气，逐字破译：“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圣德”——这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谥号！
“找到了！是仁孝的寿陵！”工棚内外瞬间沸腾。考古队员丢下手中的工具，围拢过来，有人拍着李范文的肩膀，有人激动地高喊：“终于破解了！”李范文的脸上浮现出久违的笑容，但很快，他又恢复了平静：“这只是开始，还有8座帝陵的主人等待确认。”
然而，这一刻的意义远超想象——不仅破解了7号陵的身份，更证实了西夏陵的皇家属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关键坐标。
“那一刻，我们仿佛听见了历史的回声。”多年后，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王昌丰回忆道，“李范文的发现，让西夏陵从‘无名冢’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历史现场。”
1977年鎏金铜牛惊世现身
1977年的深秋，贺兰山下的风沙依旧肆虐。考古队在编号101（现编号MIII-107）陪葬墓的发掘工作已持续了整整3个月，墓室被盗严重，队员的心情随着每一铲土的翻起而愈发沉重。墓道内散落着
零星的陶片和朽木，似乎预示着这次发掘将以失败告终。
然而当清理工作接近尾声，一名队员在弯腰整理工具时，不慎踢到了墓门底部的一块青砖。随着“咚”的一声闷响，砖块松动，露出了一个隐蔽的夹层。领队钟侃立即叫停了所有工作，亲自蹲下身来，小心翼翼地拨开浮土。在摇曳的煤油灯光下，一抹耀眼的金光突然刺破了墓室的黑暗——那是一尊鎏金铜牛的牛角。
整个考古队瞬间沸腾了。队员屏住呼吸，用毛刷一点一点清理着周围的泥土。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一尊体长1.2米、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逐渐显露真容。铜牛呈卧姿，双目圆睁，牛角弯曲有力，通体鎏金虽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最令人惊叹的是它的铸造工艺：牛身中空，壁厚均匀，牛尾自然盘曲于后腿之上，每一处肌肉线条都栩栩如生。
“这绝对是非同寻常的发现！”钟侃激动地说。经考证，这尊铜牛采用了失蜡法铸造工艺，它的出现不仅反映了西夏时期工艺技术的精湛程度，更印证了西夏时期农业的重要地位。据记载，西夏“地饶五谷，尤宜稻麦”，这尊铜牛很可能是当时农耕文明的象征。
上世纪80年代寻找风沙中的文明印记
1986年的秋天，贺兰山下的风沙依旧凛冽，但西夏陵却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9月17日，三顶帐篷、几台简陋的录音设备，构成了西夏陵区最初的游客接待中心。3天后，9月20日晚，3号陵在夜色中首次向中外游客开放，夜游西夏陵的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然而，西夏陵的开放只是开始。真正的考古探索才刚刚深入。
198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牛达生、许成、杜玉冰带领团队对西夏陵展开了一次系统性考察。他们跋涉在40平方公里的广阔区域内，顶着烈日与风沙，测绘每一座陵墓的轮廓，记录每一处遗址的细节。
“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GPS，全靠皮尺和罗盘。”牛达生后来回忆道。他们发现，西夏陵并非简单的墓葬群，而是一个完整的皇家陵园体系——包括帝陵、陪葬墓，以及配套的碑亭、月城、献殿等建筑。这些发现，最终凝结成《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1995年出版），成为西夏考古的里程碑式著作。
1986年至1987年，团队对西夏陵区北端的一处大型建筑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达4400平方米。“这里可能是西夏的宗庙或祭祀场所。”许成推测。发掘现场，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每一块砖瓦。突然，一名队员的刷子触碰到一块色彩鲜艳的琉璃构件——“是立鸽！”众人围拢过来，只见一只琉璃鸽子出现在眼前，釉色依然鲜亮。随后，四足兽、龙首鱼、宝瓶等珍贵文物相继出土，总数近300件。这些建筑构件不仅展现了西夏高超的琉璃烧制技术，更印证了西夏建筑融合唐宋风格与党项特色的独特风貌。
与此同时，牛达生等人对3号陵东碑亭展开发掘。600平方米的探方内，堆积着200立方米的建筑材料——素面砖、绳纹砖、花纹砖，几乎占据了出土物的99%。最令人振奋的是360块西夏文残碑的发现，尽管大多已无文字，但仍有少数残片保留了关键信息。此外，3尊人像石座的出土，再次印证了西夏陵独特的碑座风格——不同于中原的龟趺，这些石座雕刻着夸张的人像，可能是党项族信仰的体现。
“1988年1月13日，西夏陵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认定，不仅提升了西夏陵的学术地位，更为后续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政策支持。截至199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经过多年勘测，将陪葬墓数量从100余座增至206座。”杨弋介绍说。
1997年起西夏陵考古进入黄金时代
1997年的夏天，在这片沉寂了近千年的戈壁滩上，两件大事正在同时进行——西夏博物馆的建设和3号陵的系统性发掘。这座中国第一座以西夏历史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与陵区遗址遥相呼应，象征着西夏时期历史的重见天日。与此同时，随着3号陵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更多西夏陵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
1998年8月，考古队对3号陵西碑亭展开清理。起初，地表仅剩一堆砖土堆积，看似毫无特别之处。然而，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一个令人震撼的场景逐渐浮现——4755块碑刻残块，密密麻麻地堆积在600平方米的探方内。这些残碑大多为西夏文，少数带有汉字，其中两块最大的残碑上还雕刻着龙纹和花草浮雕，背面甚至残留着描金字痕迹，这是西夏文碑刻中首次发现鎏金工艺。
“这些残碑就像一部破碎的历史书。”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杜玉冰回忆道，“我们一块块拼合，试图还原千年前的文字。”最令人惊喜的是，部分残碑上的西夏文字笔法遒劲，带有明显的汉字书法风格。
对3号陵的全面清理发掘自2000年开始。这是西夏陵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36300平方米的揭露面积，几乎覆盖了整个陵园的地表建筑遗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蒋忠义、徐殿魁等专家亲临指导，考古队员顶着风沙，一寸寸清理着埋于地下的建筑遗迹与遗物。
“最令人震撼的是那些琉璃构件。”参与发掘的杨弋回忆道，“鸱吻、套兽、迦陵频伽……每一类都色彩不一，工艺精湛。”在南门和献殿陵塔遗址，考古队发现了大量绿釉琉璃建筑饰件，包括摩羯、海狮、莲花座等，其中迦陵频伽（妙音鸟）数量最多，神态栩栩如生，双手合十，面部安详，展现了西夏时期艺术的独特风格。
2000~2001年关键突破与“百年考古大发现”
2000年，西夏陵发掘进入关键阶段。考古队发掘了献殿基址，其台基呈八角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推测原为一座方形大殿，从献殿后门可直接进入约20米深的墓道。此次发掘证实，陵塔是一座圆形密檐塔，底部直径约34米，内部为夯土结构，外檐装饰瓦件。
2001年10月，发掘工作圆满结束。此次发掘不仅探明了3号陵的完整布局，还出土了14万件砖瓦、200件龙头脊兽等建筑构件，以及大量西夏文残碑和零星的钱币、瓷器等。同年，西夏陵的考古成果被评选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奠定了其在西夏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
2002年9月，西夏博物馆开设专题陈列，展出3号陵出土的84件文物精品。游客们得以第一次近距离观赏这些千年珍宝：迦陵频伽（妙音鸟）、仰覆莲座、套兽与鸱吻……“对3号陵的发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元融合的西夏。”王昌丰说，“它既有唐宋建筑的规制，又融入了党项族的信仰，甚至吸收了吐蕃、回鹘的文化元素。这座陵墓，本身就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见证。”
2007年西夏建筑的“解码书”
2007年的夏天，西夏陵的考古工作迎来了一次质的飞跃。这一年，《西夏三号陵园地面建筑遗址发掘报告》完成编写，这部50余万字的著作，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西夏陵建筑形制与年代研究的宝库。
“这部报告详尽记录了3号陵的地表建筑布局、出土遗物及建筑技法，并首次系统论证了西夏陵的建筑年代与等级制度。这份报告不仅是一本考古记录，更是一部西夏建筑的‘解码书’。”杨弋回忆道。报告中特别提到，3号陵的陵塔并非传统认知中的封土堆，而是一座圆形密檐塔，其下方并非墓室，而是纯粹的夯土结构，真正的墓室位于其南侧10米处。
此外，报告还详细分析了出土的琉璃构件——鸱吻、套兽、迦陵频伽（妙音鸟）等，证实西夏建筑融合了中原、吐蕃及党项族的艺术风格。2007年7月，考古队启动了对6号陵的清理发掘，以配合其加固保护工程。此次发掘揭露面积近15000平方米，涵盖了外墙、角台、阙台、碑亭等建筑遗迹。
6号陵的陵城呈长方形，四角设有角阙，南门设有三出阙，符合“天子礼制”。更令人惊喜的是，在碑亭遗址中出土了一块带有西夏文“太宗”字样的残碑，结合史料推断，6号陵很可能属于西夏第二位皇帝太宗李德明。
此外，墓道封土下还发现了雕龙望柱残件和金银马具饰片，虽因历史盗掘损毁严重，但仍能窥见西夏皇室的奢华。这些发现为研究西夏陵的丧葬制度提供了关键证据。
记者 王敏